剪一对生肖窗花描绘生活愿景,赠亲友一身红衣裳阻挡“本命年的坏运气”,好事将近算一卦最佳婚配属相……随着中国农历兔年的到来,生肖文化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作为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记录生年与属相、推测命理与运势的文化体系,十二生肖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相继在东亚、南亚和拉美国家催生出特有的文化传统。
十二生肖蕴含着何种中华文化脉络?为何称它是东西方交流的独特文化资源?生肖兔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的?阿根廷汉学家伍志伟(Gustavo Ng)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为什么将中国十二生肖文化作为研究领域?
伍志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阿友谊的增进,许多阿根廷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近年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每年都会举行大型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大量民众参与,阿根廷人与中国文化得以近距离接触。
预测运势和命理是阿根廷人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介绍中国生肖文化的书籍在当地也十分畅销。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生肖被阿根廷女演员卢多维卡·斯奎鲁(Ludovica Squirru)介绍到阿根廷后,便一直受民众追捧,30多年来,她每年为民众提供一本未来运势的“答案之书”,仅2017年出版的鸡年生肖一书便卖出12万册,超过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当年销量。
我认为,生肖文化是深入了解中国的切口,只有贴近中国文化土壤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意涵。研究生肖文化可以理解其沿袭千年的习俗,还可以借鉴其实用价值。
三位孩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春节生肖礼品店前。廖攀 摄中新社记者:十二生肖体现了中国人怎样的文化观和宇宙观?如何通过十二生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伍志伟:生肖文化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文化谱系的“传统”如同一块巨大的地毯,每一代人都在“地毯”上编织或修补,最终形成一块拥有几千年历史、统一完整的“地毯”。这种创造历史的方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十二生肖的运行法则体现了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论。当人们身处一种文化当中,便是通过这种文化看世界。在中国文化中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为了明白它,必须进入事物内部,将自己转化为它。比如,一个人属猴,生肖便会帮助那个人进入“猴子模式”,从猴子视角看世界,并告诉人们如何行动。
生肖文化蕴含了中国文化认知中的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生肖如同一个拥有很多门的空间,每一扇门都可以带领人们寻找中国的文化、历史、民俗、神话和哲学。当我们试图打开盒子解读生肖文化,就会发现里边有丰富的线索,一个盒子里面还有另一个盒子,不断抛出新的问题。
牛年春节前,一尊牛雕像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知名景点39号码头。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作为推断人们运势和命理的方式,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有何异同?
伍志伟:中国的十二生肖和西方的十二星座都是天文历法研究的产物,都为人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线索。
中国古代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将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相结合,将每一个生肖年出生的人认定为属该生肖,赋予品格、运程等不同寓意。星座起源于古巴比伦人观察出黄道十二宫的天象,将天象中的某个区域称作“星座”,用此计量时间。公元2世纪,古希腊人将星座与神话故事相结合,才产生今天广为流传的星座名称。故而,两者都源自古人计量时间、与自然共生的需要。
不同的取向在于,生肖不是通过星辰在宇宙中的位置来预测,而是综合考虑整个宇宙的力量。在生肖文化中,世界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组成,可相互生克。而西方认为构成世界的四大元素为土、火、气和水,是指四种静态永恒、不可互换的物质。在中国文化中,事物是永远变化的,这种动静的差异是深刻而具有影响力的。
美国旧金山市民在唐人街春节花市上购物。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不仅在中国,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泰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国家也有生肖文化传统,生肖动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下有何不同意义?如何借助生肖文化,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
伍志伟:以生肖兔为例,因兔子多子,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人们视兔子为生命的创造者、复活节的象征,于是,生肖兔便有了繁衍、新生等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着“玉兔捣药”“狡兔三窟”等故事,兔子被赋予了长寿、机敏等寓意。当然,不同文化中的生肖兔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容易害羞、需要和谐、拥有天赋等。
生肖动物是生命神话缔造的遗迹,被人们沿用千年必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作为人们自然崇拜的产物,生肖动物具备图腾的象征意义,有助于人们形成对家庭、群体、社区乃至国家的身份认同。属兔、属马、属牛,让人们的身份区别于其他属相之人。另一方面,像许多古老的文化习俗一样,生肖动物的文化意涵通俗易懂,能跨越国别、语言和种族,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因此,它是与西方交流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当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第二步尚未实现。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理解异国文化时难以使用该国的话语体系理解,而是把“我们的”投射到他们的身上,这就容易产生隔阂。因此,中国的传播者应当倾听当地民众的声音,了解所传信息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而不是只报道传播者感兴趣的内容。西方民众也应当走出文化的舒适区,向西方文化以外的他国文化敞开大门。
四川成都,外籍友人与生肖立牌合影。安源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农历兔年到来。你曾表示“生肖是体现宇宙能量流动的方式之一”,能否结合兔年生肖阐释不同能量状态的生肖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和选择?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生肖文化能否持续传承?
伍志伟:生肖“兔”在十二生肖排行第四,对应十二地支中的卯,兔年即卯年。具体来说,一个生肖年持续一个农历年,每十二个生肖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另一个周期即“五行”,每个“行”持续2年。如此形成了两个互补的周期,整个周期持续60年。故而,2023年对应天干为癸,地支为卯,五行属水,故为水兔年。
不过,生肖文化并不是简单在生肖动物前边加上“行”的特征,而是努力理解每一个“行”,不同能量状态的“行”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五行的“相生”和“相克”。
生肖兔赋予了属兔的人们伟大的天赋:正确地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为家人提供安全保障。属兔的人们非常爱他们的家人,并将他们的亲人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兔年出生的人还将强烈意识到虎年遗留的诸多危险。他们会意识到,为了维持稳固的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和经济地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基础,一个坚实的平台,支撑不可预见的情况、外部的攻击和内部的弱点。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研究,是否具有普适意义还需进一步探讨。
泰国民众在曼谷唐人街“灯光隧道”前合影。王国安 摄中国的生肖文化已被许多人使用、锻造和改进。现代科学在中国有着非凡的活力,但是占卜、五行、生肖等古老的传统逐渐被纳入到“非理性”的范畴,甚至被现代科学误读。我认为,生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元素,而是有血有肉的知识,成为个人经验和个人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传统在未来的某一刻会被拯救,焕发出新的生机。(完)
受访专家简介:
伍志伟(Gustavo Ng),阿根廷汉学家、知名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当代》杂志主编、阿根廷国会大学研究员。曾供职于阿根廷《号角报》、日本《读卖新闻》和西班牙《世界报》等国际主流媒体,2011年创办《当代》杂志,系统向拉美读者介绍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推动增进中拉交流。著有《鸡年》《狗年》《牛年》《你需要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一切》《中国:超越贫困》《穿越中国的10134公里》《秋天的蝴蝶》等。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